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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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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ì]播报讨论上传视频国家征收的一种税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从1992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对农业体制进行改革，2006年废除延续千年的农业税，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中文名农业税定    义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别    名田赋、地租税、土地税俗    称公粮取消日期2006年1月1日目录1基本定义2历史背景3税种简介4计税依据▪农业收入▪计算方法5纳税人6地方附加7纳税期限8纳税地点9优待与减免10取消11取消意义12税率13征收价格14正税15政策16相关评论17纪念意义基本定义播报编辑农业税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在征收农业税（正税）的时候结合各地区的不同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历史背景播报编辑农业税起源很早，中国过去称田赋，西方国家称地租税或土地税。在封建社会，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是封建制国家最主要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但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工业、商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当代世界多数国家的农业税已不是主体税收，而是作为财政收入的辅助手段。“十五”（2000－2005）之初，中国开始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取消“三提五统”等税外收费、改革农业税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农民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了农业税条例，并实施至今。这一古老的税种，已延续了2600年的历史。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改革，以扩大纳税面，让有地产、有钱财的人多纳税，但由于吏治腐败，负担最终转嫁到农民头上。即使是屡被提起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是短暂的轻徭薄赋，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未能跳出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农民用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小推车，“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几十年来，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据统计，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农业税也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柱。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左右，到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2005年岁末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税种简介播报编辑农业税的特点：1、以农业收入为征税对象；2、以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3、实行两种方式征收；4、实行由国家统一控制下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5、地方政府具有相对较多的管理自主权。计税依据播报编辑农业收入农业税的计税依据是农业收入，可以分为以下两种：1、按常年产量计算的农业收入。它是农业税的计税产量，不是实际产量，是中国农业税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农业税行之有效的征收方法。2、按产品收入计算的农业收入，是农林牧产品的计税依据，对列举的农林牧产品，按产品的收入计算确定农业收入。计算方法农民收获农业收入的计算标准如下：（一）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按照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二）种植薯类作物的收入，按照同等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三）种植棉花、麻类、烟叶、油料和糖料作物的收入，参照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四）园艺作物的收入、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和经国务院规定或者批准征收农业税的其他收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计算标准。（一）（二）（三）项所列各种农业收入，一律折合当地的主要粮食，以市斤为单位计算；折合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常年产量应当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和当地的一般经营情况，按照正常年景的产量评定。对于因积极采取增产措施和采用先进经验而使产量提高特别显著的，评定常年产量不宜过高。在评定常年产量的时候，对于纳税人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土地，受益未满三年的，应当参照受益前的正常年景的产量评定常年产量。常年产量评定以后，在五年以内因勤劳耕作、改善经营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产量不予提高；因怠于耕作而降低单位面积产量的，产量不予降低。纳税人播报编辑凡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农业税的纳税人。地方附加播报编辑农业税地方附加在征收农业税（正税）的时候，还允许地方根据实际需要，在一定的比例内，附征一些税额，由地方使用，这就是农业税地方附加，也叫“地方自筹”。纳税期限播报编辑农业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收较少的地区，可以不进行夏征，在秋季一并征收，具体时间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纳税地点播报编辑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将应缴纳的粮食或者其他农产品和现款，送交指定的机关；征收机关收到以后，应当发给收据。纳税人有运送他们应缴纳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义务。义务运送的里程，一般以当日能够往返为原则，具体里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超过义务运送里程的，其超过的里程，应当按照当地的一般运价发给运费。优待与减免播报编辑取消农业税纳税人从下列土地上所得到的农业收入，免征农业税：（一）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和农业学校进行农业试验的土地；取消农业税漫画（二）零星种植农作物的宅旁隙地。下列地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可以减征农业税：（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还有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二）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三）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50多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取消播报编辑纪念邮票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农业税已成为历史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农业税收为春秋时期（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汉代叫“租赋”，唐朝称“租庸调”，国民政府时期叫“田赋”；期间在历朝对税制多次进行改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未停止征收农业税。中国为传统的农业国，农业税收一直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国库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收。从现代意义来看，农业税一直被农民称为“皇粮国税”，尽管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困扰中国大陆，但农民一直认为纳税是一种义务，对农业税未有对抗心理。到2005年废止农业税止共计实行了整整2600年。1958年6月3日颁布《农业税条例》。1983年开始，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1994年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牧区省份则根据授权开征牧业税；农业税制实际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等三种形式。取消农业税2000年起从安徽开始试点并逐步扩大范围，到2003年在中国大陆全境铺开，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2004年开始，取消牧业税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实行取消农业税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对种粮农户实行直接补贴、对粮食主产区的农户实行良种补贴和对购买大型农机具户的农户给予补贴；吉林、黑龙江8个省份全部或部分免征了农业税，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降低农业税税率三个百分点，其它地方降低农业税税率一个百分点。2005年上半年，中国22个省免征农业税；2005年年底28个省区市及河北、山东、云南三省的210个县（市）全部免征了农业税。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50多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税所占比例已大幅下降。1950年，农业税占当时财政收入的39%，可以说是财政的重要支柱。1979年，这一比例降至5.5%。从2004年开始，中央决定免征除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农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进一步降至1%。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意义播报编辑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在中国，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农业税的取消，使这种到处向农民伸手的体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再加上城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对中国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中国由7%的主税及其20%的附加合成的农业税税率达8.4%。据了解，对特定人群进行税收，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存在。因此，取消农业税政策的提出，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变化，是中央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是对农民在税负上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恢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四百亿的农业税虽然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二点几，但今后这笔税收不但没有了，国家还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财政开支，这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农业的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对小区域经济中的财政税收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特别是县域经济。对于许多农业县、农业区域来说，财政税收中的农业税仍然是很大的比重。农业税的取消，使得这些地方的财政税收结构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并进而将影响到更大的区域甚至是国家财政税收结构的变革。因此，取消农业税，实际上是对财政税收结构、小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是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的开始，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开始走向最艰巨的领域。取消农业税以及中央政策向“三农”倾斜，并不损害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利益。相反，还将最终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浅显的道理：全国13亿人中的9亿多农民增收了，消费水平提高了，必将促进城乡市场的畅旺，拉动内需，城镇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也将随之步入良性循环，进而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同时，城乡差距的缩小，还会促使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并有助于全社会的稳定。一句话，中国的改革，都是从解放农民开始的。没有富裕的农民，就没有富裕的中国；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税率播报编辑国家对农业税纳税人规定的纳税比例，即计算征税对象每一单位应征税额的比率。由于中国农业税按常年产量计征，所以农业税税率是应征税额与常年产量之间的比率。建国初期，中国农业税实行累进税制，其税率也是累进税率；以后改行比例税制，税率也相应改为比例税率。此外，农业税税率有平均税率和适用税率之分。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由国务院根据全国平均税率，结合各地区的不同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农业税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农业税地区差别比例税率是指按不同地区分别规定农业税的税率。农业税征收实行统一的比例税率，并且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中国地域辽阔，兼有亚热带、温带、寒带三种不同的气候。由于自然条件相差悬殊，加上耕作条件和生产投资也不一致，所以农业生产发展很不平衡，农民收入因地而异。为了适应各地的不同情况，农业税条例只规定15.5%的全国平均税率，而授权各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上而下地逐级规定差别税率。这种税制充分体现了统一领导和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各地农业经济发展情况，进一步平衡了各地的农民负担。农业税平均税率农业税平均税率是指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的全部纳税人应缴纳农业税税额与计税收入的比例。这个比例，如果是对全国来说的，就叫作全国平均税率，如果是对省来说的，就叫作省的平均税率，如果是对县来规定的，就叫作县的平均税率。国务院根据农业税条例第10条规定，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税平均税率分别规定为：北京15%、上海17%、河北15%、山西15%、内蒙古16%、辽宁18%、吉林18.5%、黑龙江19%、陕西14%、甘肃13.5%、宁夏13.5%、青海13.5%、新疆13%、山东15%、江苏16%、安徽15%、浙江16%、福建15%、河南15%、湖北16%、湖南16%、江西15.5%、广东15.5%、广西14%、四川16%、贵州14%、云南14%。西藏地区征收农业税的办法由西藏自治区自行规定注（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平均税率，结合本地实际，分别规定所属各地区的税率，各县市可以根据上级规定的平均税率，分别规定所属乡镇的税率，报请上一级政府批准后执行。1961年统一调减全国的农业税征收任务后，由于有一些省调高农业税计税产量，使条例规定的税率与实际执行的平均税率有所变动。1995年全国农业税决算年报统计的平均税率为8.7%。注（1）根据当时的行政区划，天津市包含在河北省之中，海南包含在广东省之中。农业税高限税率农业税条例规定的各地实行农业税税率的最高界限，即地方规定的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常年产量的25%。从体现负担政策来说，国家在规定了全国平均税率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税率的同时，必须对各地制定的税率进行限制，避免各地规定的税率过高或高低悬殊，而加重农民负担或者影响农业税征收任务的完成。农业税名义税率“农业税实际负担率”的对称，即农业税应征税额占常年产量的比例，也就是农业税条例规定征收农业税使用的税率。由于农业税采取稳定负担政策，负担额以常年产量为依据来确定，且一定几年不变，增产不增税，使得农业税税率出现了名义税率和实际负担率的差别。它不能反映农民当年农业税的实际负担水平。农业税实际负担率“农业税名义税率”的对称，即实际征收的农业税税额（包括各地征收的农业税地方附加）占农业实际产量的比例。实际负担率可以确切地反映出当年农民的实际负担水平。几十年以来，由于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而农业税总体负担稳定不变，农业税实际负担率已由50年代的10%以上，下降到3%。农业税计税土地依法计征农业税的土地，是确定农业收入和征收农业税的基本依据之一。一般包括：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种植薯类作物的土地，种植棉花、麻类、烟叶、油料和糖料作物的土地等。计税土地不是纳税单位的全部土地或耕地，只有按照规定计征农业税的土地，才是计税土地。但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进行调增或调减。比如，因国家基本建设征用、长期水冲沙压不能耕种的计税土地，经核准后应及时核减计税土地；因开荒而扩大的耕地，免税期满后应据实增加计税土地。征收价格播报编辑征收农业税的主粮数量折成金额的单位价格。农业税征收价格是根据国家确定的粮食价格标准统一规定的。农业税征收价格只能由国家统一调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调高或降低。国家从1978年到1996年对农业税征收价格作了8次调整；即1979年、1985年、1987年、1988年、1989年、1992年、1994年、1996年的调整。但农业税征收价格的调整并不等于农业税征收细粮任务的调整。农业税细粮任务自60年代以来未作过调整。正税播报编辑按照农业税条例的规定计算征收，并列入国家预算收入的农业税税额。亦称依率计征税额。农业税正税额是按照农业收入计算的，农业收入的计算以常年产量为标准，常年产量一般一定几年不变。有了每亩常年产量和亩数就可以得出计税农业收入，再根据税率就可以计算出纳税人的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农业税（正税依率计征税额）=计税土地面积（亩数）×每亩常年产量×税率。若有减免税，计算公式则为：应征税额=依率计征税额－减免税额。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农业税条例的规定，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随同农业税正税征收的一种地方性附加收入。地方附加一般不超过纳税人应纳正税的15%。在种植经济作物比较集中、收入较高的地区，可以适当提高农业税附加比例，但最高不得超过30%。1961年中央调整农业税负担时，规定附加比例一律降为不超过10%。1964年，为解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费不足问题，中央同意各省增加附加比例，提高到不超过15%。农业税地方附加是随正税一起征收的，正税减免或增加，地方附加随之减免或增加；办理农业税超征或减免退库时，地方附加随正税同时办理。除国家规定征收的农业税地方附加外，任何地方不准以任何名义和形式加征附加或搞摊派。农业税附加原属预算外资金，从1996年起纳入财政预算。其管理使用原则是先筹后用，不同时期有不同用途，主要用于兴修乡村桥涵、道路，中小学校舍修缮，兴建水利工程等地方公益事业。农业税优待减免为鼓励开发农业资源，对纳税人给予的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照顾。按照农业税条例规定，对下列农业收入给予一定的免征农业税的优待：（1）从农业科研机关和农业院校进行科学实验的土地以及零星种植农作物的宅旁隙地获得的农业收入，免征农业税；（2）对纳税人依法开垦荒地或者用其他方法扩大耕地面积所得到的农业收入，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1至3年；（3）有计划的移民开垦荒地所得到的农业收入，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3至5年。农业税灾情减免在纳税人的农作物遭受水、旱、风、雹或者其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而歉收时所给予的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的照顾。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抗灾能力较弱，每年都有局部地区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的数额，要按照歉收程度来确定。减免的原则是：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至于歉收多少才能得到减免的具体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农业税社会减免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对纳税人的特殊情况给予的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照顾。农业税的社会减免包括：（1）对于革命烈士家属、在乡的革命残废军人及其他因缺乏劳动力或者其他原因纳税确有困难的，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2）对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还有困难的老革命根据地，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在保证贯彻减免税政策的前提下，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给予减征农业税的照顾。农业税贫困减免对因贫困而缴纳农业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给予的减免税照顾。根据农业税条例第20条的有关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结合实际情况，对所属地区贫困乡（镇）内的贫困户进行减免农业税照顾。贫困减免不同于对贫困地区的减免，后者属于社会减免的范畴。政策播报编辑建立农业税收制度、从事农业税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重视、保护、加强农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税收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税政策应围绕国家在各个时期实施的农村经济政策制定。在不同时期，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尽相同，因此，不同时期的农业税政策也有区别。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农业，鼓励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政策不变，因此，国家对农业税的政策也基本未变。根据农业税工作的长期实践和建国后多年的农业税工作经验，中国的农业税政策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轻税政策、稳定负担政策、合理负担政策和鼓励增产政策。农业税轻税政策农业税长期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国家规定参与农业部门国民收入分配的份额较少，农业税收负担较轻。中国农业生产力不发达，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较低，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国家不可能从农业方面积累更多的资金。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强调农业税的征收不能超过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抗日战争时期，农民的农业税负担率平均为8%至15%，解放战争时期为15%至20%。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既能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又不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党在农业税负担上继续采取了轻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所属地区实际执行税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25%。60年代初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后，国家大幅度调减了农业税。全国农业税的征收总额（细粮数）基本稳定在1961年确定的水平上。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农业税负担绝对额长期稳定不变，再加上国家实行了几次大的减免政策，如1979年到1983年实行的起征点减免，1985年开始对贫困地区减免等，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是逐年下降的。全国实征农业税正税、附加占农业实际产量的比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13%，“一五”时期为11.6%，“二五”时期为11.9%，1963年到1965年平均为7.5%，“三五”时期为6.4%，“四五”时期为5.4%，“五五”时期为4.2%，“六五”时期为3%，“七五”时期为2.9%，“八五”时期不到2.9%。农业税稳定负担政策在轻税基础上，实行稳定负担，是国家在农业税收上采取的一贯政策。所谓稳定负担，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范围内，农业税计征的常年产量和税率稳定不变，增产不增税，让农民有计划地安排生产。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扩大再生产，从而加速农业生产发展。稳定负担就一个具体单位来说，是指计税的产量和税率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不变，增产不增税，并非绝对额不变。因为尽管计税的常年产量和税率不变，但由于土地的变化，计税价格的调整以及年景丰欠的不同，征收的绝对额是有变化的。农业税稳定负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国农业税征收总额保持不变，从1961年至今，农业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税负担基本稳定在原来的水平上；二是常年产量一定5年不变，在此期间内，因勤劳耕作，改善经营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计税的常年产量不子提高，因怠于耕作而降低单位面积产量的，计税的常年产量不予降低。这项政策对鼓励农民积极发展生产，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巩固工农联盟起了良好作用。农业税合理负担政策农业税的基本政策之一。所谓合理负担，就是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成分的纳税人收入水平，确定相应的农业税负担额。这是正确处理纳税人相互之间税收负担水平公平合理的关系准则。农业税负担是否合理，主要看农业税征收数额是否同纳税人的收入水平相适应。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条件各异，各地区生产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差别很大，农业收入水平也存在差别。同时，不同经济组织的纳税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和负担能力存在着差别。因此，在确定农业税负担时，应尽量使农业税征收额与纳税人的收入水平相适应。收入多的多负担，收入少的少负担，没有收入的不负担，使农业税的征收适应不同地区和不同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农业税鼓励增产政策农业税的基本政策之一。鼓励增产，是中国农业税制的鲜明特点。一是体现在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上面。稳定负担是指农业税征收任务确定以后，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不变。这样就把农业新增收入全部留给了农民，国家不参与分配。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征收额的稳定，农业税实际负担率逐年下降。实践证明，稳定负担对国家和农民都是有利的。从农民来说，增产的部分可以全部自行支配，增加收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从国家来说，虽然在一定时期直接从农业取得的收入不能因增产而增加，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农产品的供给，有利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发展和市场繁荣，为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提供更广阔而丰富的源泉。二是体现在农业税的计税标准上。农业税以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常年产量评定以后，在5年以内因勤劳耕作、改善经营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产量不予提高；因怠于耕作而降低单位面积产量的，产量不予降低。这样，有利于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采用新的技术措施，进行农业技术改造，也起到鞭策后进的作用。鼓励增产政策，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经工作总方针在农业税收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财源起到了积极作用。相关评论播报编辑农业税提高了农产品成本,降低了国际竞争力。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仍然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总税率为8.4%。国家税务总局法规处处长王道树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竞争对国内农产品市场压力明显加大。中国农业本来就是弱势产业，农业税则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大打折扣。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对本国农产品的补贴是我们远远做不到的。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可使用“绿箱”“黄箱”政策补贴农民，说可以补到8%，可实际能达到的大约也就是2%。这迫使我们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积极政策，支持农业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农村税负高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也是减免农业税的重要原因。2003年，这个差距已达到3.3：1。“怎么提高农民收入？”王道树说，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增收，另一方面就要给他们减负，而农业税是农民负担中最大的一块。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的税负远高于城市居民。王道树分析，同样作为纳税人，城市居民交个人所得税时，先要把起征点以下的收入扣除，而农民交农业税却从没有起征点。如果征农业税也像征个税那样扣除，至少有9成以上农民达不到纳税人水平，应该不交税或者少交税。作为生产者和经营者，城市工商业者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才交税，而农民无论实际产量和成本消耗多大，都必须按定额交税，这使得农业税几乎变成了“地租”。根据换算，农产品增值税的税率比工业品增值税的税率要高出5至8个百分点。城市和农村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反映之一。这不仅显失公平，更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纪念意义播报编辑收藏在北京税务博物馆的照片，记录了2004年6月30日尤文富亲手摘下自己所在科室“农业税管理科”的牌子，定格了中国取消农业税的一个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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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取消农业税

2021年04月06日08:48 |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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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全面取消农业税

农耕文明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无比重要的地位，几千年来，农业一直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为“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中国农业史上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自此，在我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宣告终结，这既使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也意味着我国工业反哺农业进程提速。

负担沉重唤改革

中国农业博物馆4号展馆里陈列着一尊青铜圆鼎――“告别田赋鼎”，这是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标志性纪念物。中国农业博物馆讲解员李若雪告诉记者，这尊青铜鼎由河北省灵寿县农民王三妮用一年八个月时间自筹资金铸造，直径82厘米，高99厘米，重252千克，上书铭文560字，刻写了田赋也就是农业税的由来。铭文最后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农业税是国家对所有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也是老百姓口中常说的“公粮”。在整个封建社会，农业都是国家最主要的税收来源，且农民赋税呈现越来越重的总体趋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底子薄、基础弱，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很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例，农业税成为国家财政支持工业化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财力支出缺口不断增大，而基层财源却有所减少。农民不仅要缴纳农业税，还要承担许多维持基层运转和公共事业发展的费用，俗称“三提五统”。再加上各种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农民负担越发沉重。

繁重的税负严重限制了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也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恶化了干群关系，给社会带来各种不稳定因素，农业税费改革势在必行。

千年赋税终免除

在取消农业税的历史进程中，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这里被称作“全国农业税费改革第一镇”。

时任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告诉记者，1992年，新兴镇共有耕地8.9万亩，一年财政支出约260万元，经测算，每亩耕地一年缴税30元，就基本能够保证政府工作的正常开展。经过酝酿，新兴镇出台了税费“一次清”方案，即“税费提留30元一次到位”。这次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1993年，新兴镇仅用7天时间便完成了征税任务。

新兴镇的此次试水成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河北正定、湖南武冈、贵州湄潭等7个省份的50多个县纷纷效仿，开启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探索之路。

与此同时，农民负担日益沉重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决心从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入手，将地方自发性的改革探索提升为全局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在1998年10月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农村税费改革被列为改革的重点内容。同年11月，国务院成立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由治乱减负适时地转向税费改革做准备。

进入新世纪后，税费改革开始按照“减轻、规范、稳定”的目标进行试点。2000年，国务院正式确定安徽省率先开展试点。2001年，江苏省开展试点。2002年，进一步扩大到河北、内蒙古等20个省份。2003年，全国所有省区市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央财政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达到305亿元。

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质疑的声音。对此，中央审时度势，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摒除杂音，坚定推进改革。

2003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暂停征收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颁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宣布从2004年1月1日起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率或免征农业税。”

取消农业特产税的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一年，粮食总产量也扭转了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达到4.69亿吨。从这一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进入新阶段。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5年内取消农业税。国务院开始在全国降低农业税税率，还选择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试点，同时鼓励沿海及其他有条件的省份先行改革。

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减免农业税费的提案和建议呼声也从未停止。2001年至2005年财政部办理事关取消农业税、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的提案、议案总量达4500多件。5年时间内，财政部先后会同有关部门公布取消、免收或降低标准的全国性及中央部门涉农收费项目150多项。

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免征农业税，农业税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已不足1%。彻底取消农业税，让农民甩掉包袱轻装前行的时机已经成熟。同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原本计划5年完全取消农业税费的目标，在短短3年内就得以实现。

从“取”到“予”迎转折

农业税的取消，是对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给亿万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是中国数千年农业史上前无古人的创举。

据测算，与改革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多元，平均减负率达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宋洪远认为，农业税费改革的核心实际是“两头改”，一头改“三乱”，一头改乡镇机构。要实现全面取消农业税，首先就要去除农村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问题，这是农业税费改革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且改革并不局限于免征农业税，而是一个有诸多配套措施的系统工程。2000年起，国家由点到面展开了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在内的农村综合改革，真正实现了村财乡管、乡财县管、县财省管。

宋洪远表示，农村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业领域又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改革依法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此外，农村改革从调整生产关系到改革上层建筑，使干群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程国强认为，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政策逐步由索取向支持补贴转型过渡，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由此开始从“取”到“予”的根本性转折。全面取消农业税，探索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措施和直接补贴政策等，意味着中国已初步建立农业补贴制度的基本框架。“从长期趋势看，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提升，农业补贴的能力不断增强，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支持力度，是今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程国强说。

(责编：吴兆飞、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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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取消农业税，如何看待的?对于国内和世界的影响有哪些深远意义？ - 知乎

中国为什么要取消农业税，如何看待的?对于国内和世界的影响有哪些深远意义？ - 知乎首页知乎知学堂发现等你来答​切换模式登录/注册中国历史社会学中国近代史近代史中国为什么要取消农业税，如何看待的?对于国内和世界的影响有哪些深远意义？关注者245被浏览639,132关注问题​写回答​邀请回答​添加评论​分享​35 个回答默认排序江袅揽进事实​ 关注自1994 年起，至 2002 年，共计8年，中国大地上实行乡镇改革，把人事权、财政权、审批权下放给乡镇，给予乡镇更大的发展权，实现更大的乡村自治，以求迸发出更大的经济发展红利，因为当时中国很多的企业都是从乡镇走出来的，比如现在的美的。但是这也代表着省市县将大包袱甩给了乡镇，因为大部分乡镇做不到自收自支（这个是农业税取消的原因之一，我后面会说到）。实践证明，这是一次极其失败的改革。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乡镇机关单位的人员严重超编。这是因为乡镇党委书记一般干几年就要调整，所以谁也没有长远打算，不太考虑进人后的负担问题。而且进人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获得方式。有人统计过，一个乡镇机关人员在8年间就从 60 多人膨胀到近 200 人，超编120人，平均每年以15个人的速度进人，相当于一个月进1个，这在今天来看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有乡镇工作人员讲讲，只要交给乡镇机关 10000块钱就可以上班，根本不管进来的人以前是干啥的，甚至有一个当时在镇上卖肉的，后来大家发现也到来上班了。这种情况就导致乡镇机关的工资发不下来，因为乡镇工资在当时基本都是自收自支，乡镇机关的工资全靠收取农业税和农业提留。现在需要普及两个术语：农业税和农业提留。农业税：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在征收农业税（正税）的时候结合各地区的不同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农业提留：即村提留，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包括三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公积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兴办集体企业；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困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管理费用于村干部报酬和管理开支。对于当时发工资的情况，诸位可以问一下以前在乡镇工作过的亲戚。基本上都是上半年几个月不发工资，等到夏天收取农业税和提留，补发上半年的工资。然后又是几个月不发，等秋季收取农业税后，再补发下半年的工资。这种发工资的形式就会导致使得乡镇干部与农民对立起来，使得机关单位、农民的矛盾变成了极其尖锐。干部的工资来自于收取农民的农业税和提留，不收取农业税和提留，干部就无法生活，农民交农业税和提留，农民生活就困难一点，从而进入可怕的官民“生存博弈”。对于干部来说，当然希望多收一些，这样工资和福利就可以多发一些；对于农民来说，当然希望少收一些，因为这关系到口粮问题。当干部和农民都为生存而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也是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候。很多干部讲，那几年形势确实严峻，冲突不断，时有流血事件发生，比如：1999年江西丰城事件：活埋乡长。当时农民就缺一个东西：枪，现在想想都后怕。（说点题外话，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也是江西老表，有些东西确实是已经根植于骨子里了）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开始承认乡镇改革失败，把乡镇的人财物权收到省，数年内乡镇编制只减不增，同时国家转移支付制度开始发力，保证乡镇干部的工资发放，农业税才开始取消，从而再根本上解决了官民"零和博弈"的情况。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从1992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对农业体制进行改革，2006年废除延续千年的农业税，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编辑于 2021-09-08 12:45​赞同 623​​82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收起​岸上风景无限好​ 关注 农业税取消首先是在江西试点的，江西有个地方叫丰城。修改。编辑于 2022-04-06 13:42​赞同 200​​31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

揭秘中国免除农业税的真相 - 知乎

揭秘中国免除农业税的真相 - 知乎首发于”三农“问题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揭秘中国免除农业税的真相虚中载物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宣布用5年时间免除农业税，增加对农业投入，推行直补政策，并逐步扩大对农民的补贴范围，2006年比原计划提前3年免除农业税。事实上，中国从2001年就开始减免农业税，如2001至2004年减免234亿元，2005年减免220亿元。　　按官媒说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国家免除农业税的直接原因，其实还有个重要因素，即“入世”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农产品对中国农业的冲击。美欧是农业强国，尤其是美国农业，种植面积广，科学技术先进，机械化程度高，规模效益明显，加上政府对农业的巨额补贴，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业根本不是对手。　　美欧的农业补贴到底有多高?据说最高时达47%，欧盟约在42%左右，后来由于受到发展中国家削减农业补贴的巨大压力，美欧农业补贴有所下降，但现在仍为30%多。　　如据《中国与美国农业经济比较》等资料显示，2007—2009年美国农业平均产值为3046亿美元，美国农业支持总量为1092亿美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6%;欧盟农业总产值为4594亿美元，支持总量为1478亿美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2%;中国农业总产值为6564亿美元，农业支持总量为878亿美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3%，美欧农业补贴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约是中国的三倍。　　美国的农业补贴早在1933年的罗斯福时代就开始了，而且规模不断增加，按WTO官员的说法，“美国农民收入的一半来自政府补贴。”巨额农业补贴造就了美国农业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国农民仅占全国人口的1%，却养活了3亿多美国人，而且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如2011财年美国食品和农产品出口总额达到1374亿美元，农业贸易顺差达到420亿美元，同创历史新高。　　因此，在美欧农业面前，中国农业的劣势非常明显，如果“入世”后仍向农民征税，那中国农业只有死路一条。另外，日本、韩国农业补贴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更高，都是64%，只是由于他们出口量不太大，对中国农业的冲击不明显，我们很少考虑日韩影响。　　事实上，“入世”后政府即便想继续征税，也将面临征税难的困扰，因为至少从1998年开始，农村抗税事件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群体事件日趋频繁，使征税得不偿失。总之，一方面由于“入世”后面临美欧农产品的冲击，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农民抗税日趋激烈，两方面因素使得国家最终放弃农业税，转而像美欧那样对农业提供补贴。这说明中国自2001年开始减免农业税、2002年开始发放农业补贴1亿元，两个年份与“入世”时间2001年非常接近绝非巧合，中国大豆产业2005年受到严重冲击很可能是中国政府2006年提前3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的直接原因。　　遗憾的是，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幅增加农业补贴，但由于中国的家庭单干模式难与美欧农场模式抗衡，加上科技落后、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有限、城镇化大规模侵占农田、土壤污染及少数亲美官员作祟等因素影响，中国农业在“入世”后仍然受到严重伤害，短期内难以恢复，表现在大豆产业基本被打垮，市场上80%以上的大豆来自西方转基因大豆，蔬菜种业90%被外人垄断，食品和粮食进口大幅增加等。　　如中国食品2014年进口高达482.4亿美元，2005年-2014年的10年间，进口食品贸易额增长4.3倍，年均增长17.6%，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市场;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为62143.5万吨，进口量12477万吨，同比增加24.2%，进口量占总产量的20.1%，占全球粮食交易量的1/3，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四大主粮全部进口，而且农业部还准备将土豆列为主粮，明显与官媒宣传的粮食“十二连增”不符。而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2014年5月在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透露，中国粮食自给率已跌到87%，全部农产品自给率在70%左右(低于朝鲜)，30%需通过国际市场调节，说明中国粮食安全前景很不乐观。(2016-6-17)编辑于 2022-01-28 18:38经济农业农业税​赞同 152​​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综

取消农业税――千年税赋一朝免--美丽乡村--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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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千年税赋一朝免

2018年12月10日10:48 | 来源：中国农业新闻网―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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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取消农业税――千年税赋一朝免

　

　　中国农业博物馆取消农业税场景展示。 本报记者李竟涵摄

　　农业税完税证明。

　　农业税取消后的纪念火柴盒。资料图　

　　大事记

　　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1992年，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自发开展“税费提留30元一次到位”的改革探索。

　　1998年，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农村税费改革被列为改革重点内容。同年11月，国务院成立农村税改“三人小组”。

　　2000年，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增加了河北等16个省，扩大到全国20个省。上海市率先取消农业特产税。

　　2003年1月4日，《农民日报》在1版2版刊发一组报道《特产税，一个正在圈点的句号》，推动农业特产税取消。

　　2003年8月，上海市宣布全面免征农业税。

　　2004年，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试点。

　　2005年，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在其他地区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在牧区开展取消牧业税试点。到2005年12月，已有28个省全部免征农业税。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村税费改革转入农村综合改革阶段。

　　中国农业博物馆四号展厅中央，有一尊高约一米的三足青铜圆鼎，在人们的抚摸下，鼎腹已是红中透亮。鼎上不是古奥的篆书文言，而是用现代白话铭记了历代田赋变迁。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2006年这尊由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铸造的“告别田赋鼎”，向世人宣告2600年“皇粮国税”的历史终结，代表着亿万中国农民的希冀和喜悦：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卸下因袭重负的中国农民，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惠农新时代。

　　如今，铸鼎的王三妮已经71岁，家里种着10亩地：“现在不仅不用交税，种地还有补贴，每个月还有100元的养老金。”闲适之余，他和老伴每天都到村里新建的广场下棋、散步、跳舞。

　　取消农业税，是中国5000年农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是我国40年改革发展中继“大包干”后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具标志性的惠民善举，自此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开始发生了一系列转折，工农城乡关系开始反向转变，农民更多地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这场“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已远超出经济变革的范畴。而随着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的加快，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开始阔步进入乡村振兴发展新纪元。

　　税负乱象：农民难以承受之重

　　《说文解字・卷七》载：“税，从禾，兑声。”自古以来，“税”就与农民和农业密切相关。从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到“租赋”“租庸调”“田赋”“丁漕”……朝代几经更迭，名称数度变换，但农民缴纳“皇粮国税”一直是天经地义。而过重的税负，又常常成为封建政权更迭的导火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史就是一部农业税赋史。

　　新中国成立之时，国库空虚，工业基础薄弱，怀着朴素情感的中国农民，不计得失地为国家工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做出巨大历史性贡献。农业税成为国家财力的基石、推进工业化建设的重要财政来源。据统计，从1949年到2005年的57年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约4200亿元。

　　1958年，第一部全国统一的农业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农业税条例》）颁布，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规定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最高不得超过25％。1983年，由于农林特产与粮食争地现象突出，为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国家设立农业特产税。1985年，农业税由征收粮食改为按比例征收货币，实现了从实物税向货币计税过渡。

　　“改革开放前，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以‘取’为核心特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说，“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负担只是一种隐性负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利益主体，农民负担由此开始显性化。”

　　虽然如此，但当时各种税费负担被快速增长的收入消化了相当一部分。直到80年代后期“卖粮难”、农民增收乏力，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基层财力的支出缺口不断增大，再加上分税制改革导致基层财源减少，各种收费不规范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向农民“伸手”，日益沉重的农民负担，挑战着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两工强要钱，暗税最要命”……说起那些年农业税的征收乱象，许多农民还记忆犹新。

　　一方面，有的地方政府虚报数字，农民实际收入没增加，“三提五统”却一增再增，超过农业税数额的2倍甚至3倍以上。另一方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止：农民建房、结婚登记、子女上学、计划生育罚款……所有的生活以及公共支出、用度，不但都要农民这个纳税人自己来负担解决，还要应付涉及部门的各种“搭车收费”。当时购买一台农用拖拉机上路行驶，就有20多个附加收费项目要缴纳，农民得额外负担2000多元。

　　沉重的负担不仅挫伤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更成为乡村社会的“不定时炸弹”。1988年，河南民权县程庄乡蔡庄农民蔡发旺“抗粮”自尽，村民把乡政府围了200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因难以承受过重负担而引发的第一桩恶性命案，《农民日报》曾以《一具冤尸与一个流亡政府》公开报道了整个事件经过。继蔡发旺之后，多地又陆续爆出多起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恶性案件，19斤麦子、50元钱、一头猪、一台黑白电视机……都能成为压垮一个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从1990年开始，中央几乎每年都出台为农民减负的文件，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还祭出了农民负担“高压线”，但各地农民负担始终呈减而复增态势。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农民税费负担总额从469亿增长到1359亿元，人均负担增长了3倍。

　　《农村第二步改革出路何在？》，1988年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公开发表文章，呼吁从规范农村税费征收办法入手减轻农民负担。

　　治乱还需治本，中央决定探索农村税费改革。一场前无古人的变革，开始了。

　　上下求索：叫好中混杂着质疑

　　一座不起眼的小院里，几座连栋的红砖房，就是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政府办公所在地。26年前，时任党委书记刘兴杰和镇长李培杰就在这里酝酿了税费“一次清”的方案，新兴镇也因此成为“全国农业税费改革第一镇”。

　　“改革是‘逼’出来的。”年届花甲的刘兴杰这辈子都难忘收税之窘：“跑断腿，磨破嘴，还上下不是人。因为收税，农民和干部已是水火不容。为收提留款被围几个小时，那都不新鲜。”

　　1992年，新兴镇人均税费负担170元，而全镇农民年人均收入还不到600元。刘兴杰他们就动了改革念头：“我们拉上窗帘，猫在办公室细算，全镇共有耕地8.9万亩，一年的财政支出在260万元左右，每亩一年只须交税30元，就能保证工作正常运转。”

　　很快，一张镇长署名的公告在各村张贴，宣布全镇“税费提留30元一次到位”。改革的成效立竿见影：“1993年，一没用民兵，二没动民警，全镇仅7天就完成了收税任务。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就出了两个种粮大户。”

　　然而反对的声浪很快出现：“新兴镇的做法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1993年，在涡阳县县委四大班子总结税费改革经验会上，县人大主任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没人能反驳，新兴镇的做法确实与《农业税条例》规定不一致，只要条例一天没废除，它就有法律效力。

　　但基层的探索，已如原上野草。顺应民情，安徽太和、河北正定、湖南武冈、贵州湄潭……各地悄悄开始试水。

　　1998年10月，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农村税费改革被列为改革重点内容。基层的自发实验，逐渐演变为由中央推动的全局性改革。当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由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农业部部长陈耀邦、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段应碧组成的农村税改“三人小组”，开始设计全局改革路线图。

　　谁先吃螃蟹？改革方案起草过程中，有五六个省表达了试点愿望。但到方案征求意见时，因为各种顾虑纷纷打了“退堂鼓”，最终只有安徽、甘肃两省愿意试点。

　　2000年，国务院正式确定安徽率先开展试点，改革的原则是6个字：“减轻、规范、稳定”。一时间，安徽全省上下“沿街有横幅，墙上有标语，报纸有专栏，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图像，路有宣传车，疑难有解答”。当年安徽全省农民税费负担减少16.9亿元，减幅达31%。

　　然而农村税费，是当时很多地方政府的吃饭财政。据安徽省财政部门测算，改革后全省财政少了13.11亿元，平均每个县减收1542万元。2000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了11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2001年又增加到17亿元，比安徽最初上报的数额整整多出10亿元。

　　时任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汪建国回忆，他2001年4月走马上任时，“正是最艰难的时候，在广大农民一片叫好中，混杂着来自相关利益部门的质疑和埋怨杂音。”他坦言，压力之大，阻力之大，干扰之大，几乎顶不住。

　　2001年，国务院决定暂缓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此前“加快推进”的提法变成了“稳步实施”。税改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釜底抽薪：免税卸了谁的包袱

　　2000年，站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的中国成为地球村的一份子。但农业面临最为严峻的挑战：我们的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价格，在这个世界地球村，我国的农业和农产品几无竞争力。

　　怎么应对挑战？改革前沿上海市，以世界的眼光重新审视后，悄悄地开始了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给农民以休养生息，不仅能降低农业成本，也符合国际农业发展趋势。上海市率先闷声在全国不征收农林特产税一年，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原上海市农委副主任施兴忠在谈到免征特产税意义时，向记者强调了三点好处：首先农民敢大胆种植经济作物了，2002年上海出口蔬菜比2001年翻了一番；二是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林果面积大增，农业生态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三是增加了农民收入，过去特产税平均每亩要征150元，而农业税只征40元，农民负担大大减轻，生产积极性大增。

　　无独有偶，浙江在贫困的丽水地区先行取消农业特产税，吸引了周边福建、江西菇农到庆元县销售，一时间庆元县交易火爆，成为全国最大的干鲜香菇市场，还吸引了日韩客商前来采购。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农民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现在该是给农民卸下包袱的时候了。在对国内外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后，《农民日报》派出8个采访小组分赴各地，并选择在农业两会召开前夕2003年1月4日，拿出两个版的篇幅刊发一组报道《特产税，一个正在圈点的句号》，传达来自上海、浙江、江苏、四川、安徽、辽宁、广东、江西八省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基层农民对取消农业特产税的看法。

　　报道在2003年1月7~8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引起极大反响：随着粮食等农产品由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免征农业特产税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是农民减负的需要，也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激动地手里拿着《农民日报》，在大会上对这组报道给予高度肯定。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的议题成为当年全国和各省两会的热门话题。

　　2003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暂停征收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颁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宣布从2004年1月1日起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率或免征农业税。”

　　从《农民日报》开始呼吁到2003年最后一天，仅仅一年时间，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后是否能继续增收的农业特产税，终于结束了其十八年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国家再次给农民松了绑，2004年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一年，粮食总产量扭转了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达到4.69亿吨。

　　取消农业税，既是民心所向，更是大势所趋。

　　就在国务院正式宣布取消农业特产税之前4个月，2003年8月上海市再次率先宣布全面免征农业税，当年上海市为农民减负1.43亿元。

　　能不能彻底取消农业税，让农民甩掉包袱轻装前行？其实，随着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从1950年到2004年，农业税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经从40%下降到不足1%。

　　“我们是尝到了甜头，家家户户都有实惠！”在2004年两会上，来自广东和平县龙湖村的人大代表罗红英说出了广大农民的心里话，“取消特产税农民人均负担由每年106元减少到17元。如果能再把农业税免了，我们农民就可以跑步赶小康了。”

　　回应民生期待，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5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首先在黑龙江、吉林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同时鼓励沿海及其它有条件的省份先行改革。

　　随即，北京、天津、浙江、福建宣布免征农业税。

　　2005年元旦前后，广东、江苏、河南等16个省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为亿万农民送上了一份厚重的“新年礼”。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免征农业税。

　　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两年即成现实。

　　这给农民带来了什么？

　　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民每年减负1335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正如新兴镇曹庄村82岁的农民曹士福感受到的，经济上的实惠最直接。釜底抽薪，堵死了“千手观音”式乱收费的口子。

　　更重要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由此开始从“取”到“予”的根本性转折。“全面取消农业税，探索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措施和直接补贴政策及制度框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表示，“从长期趋势看，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支持力度，是今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政策选择。”

　　“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农业免税降雨露，富民政策暖民心”……丙戌狗年春节，表达免税喜悦的春联成为中国乡村缤纷大地的一景。

　　甩开包袱的中国农民，开始阔步前行。

　　笃行致远：变革依然在路上

　　武侠小说《鹿鼎记》写过一个故事，退位的顺治帝教导康熙，治国务必牢记“永不加赋”四字。正史中，康熙年间确曾颁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诏令。然而由于制度的弊端，农民的税负反而成倍增长。这正体现了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农业税费改革不仅仅是免征农业税这么简单，更多的是要有许多配套改革的系统工程。”要解决基层财政运行困难、乡村债务负担、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不足等等问题，都要靠更宽广领域的改革一同前行。

　　“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基层政府不断膨胀，是农民负担沉重的原因之一。为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2000年起，国家由点到面展开了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在内的农村综合改革。

　　“并乡并村并机构，减人减事减支出，不是空喊口号就能实现，而是要实实在在的行动来支撑。”原安徽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树丛回忆，“安徽全省乡镇仅事业单位清退人员，每年就减少近9亿元的财政负担。”精简机构，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也带动基层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曾经在农民口中的“要粮、要钱、要命”的“三要”干部，开始变成了“送钱、送物、送服务”的“三送”领路人。

　　没有国家的支持，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转、农村公共事业的兴办都难以为继，为此，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了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专项，将农村主要公共事业纳入财政支持范畴。一组数字见证着我国“三农”投入的空前增长：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5700多亿元；从2003年到2016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从1754.4亿元增加到17539亿元；种粮“四项补贴”，从2004年的146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678.9亿元。

　　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的公共事业是“被遗忘的角落”，因此历史性欠账较多。世纪之初，城乡统筹发展的大门打开，推动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可喜的是，农村的事情不再是由农民独自办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爱，自己的学校自己盖。”2000年前，全国超过三分之一县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预算内公用经费“零拨付”。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也取消了压在农民头上的各种教育集资，这部分的亏空，谁来承担？

　　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2001年开始，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学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6年、2007年扩展到全部学生。2005年起，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如今，农民“买个书包就可以让孩子上学”，教师也不用再为收取学杂费东奔西走，可以集中精力抓教学，不少因贫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发出15个重农强农的一号文件和一个又一个的惠农大礼包。包括义务教育在内，如今的农村无论是基础设施的“硬件”，还是公共服务的“软件”，都有了历史性改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大笔资金、转移支付投向“三农”：发起脱贫攻坚战，小康路上不落下一人；修建“四好农村路”，5年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18.4万公里；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户均补助达1.4万元左右，推进农村保障性安居工程，1000多万户居民住进公租房；普遍建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等制度，让农民过上了“种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养老不犯愁”的生活。

　　走过40年，中国乡村已悄然改变。在朝向两个100年的目标奋进中，在当下乡村振兴的大视野下，国家必将以更多的资源、力量投入“三农”、建设“三农”。我们有理由相信，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将在强农惠农富农的重锤响鼓中，创造出乡村全面振兴的璀璨明天。（李竟涵）

(责编：张玫、张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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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阳光洒满希望的田野_中国人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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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阳光洒满希望的田野

来源： 人民日报  浏览字号： 大 中 小

2021年04月12日 09:05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被废止，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

当时，四川省南部县宋家坪村、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黑虎洞村等几个地方的农民，不约而同做了一件事：为取消农业税立碑。农业税的取消，实实在在减轻了农民负担，又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此后，反哺农业、统筹城乡、强农惠农富农的步伐不断加快，国家与农民关系实现由取到予的历史性转变。

农业免税，回应民生期待

“废除农业税之前，农民不仅要交纳农业税，还要承担许多农村公共服务经费。”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晓庆说，上世纪末期，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

如何扭转农民负担偏重的局面？党中央高度重视，一场历时多年的农村税费改革拉开了大幕。

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逐步改革税费制度。农村税费改革成为继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基础、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而推行的又一项重大改革。

进入新世纪，农村税费改革的脚步进一步加快：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安徽省率先启动。2003年，试点在全国铺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

“税费改革后，咱这每年要交的钱真是少了一大笔。”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龙洞村村民张运东回忆，当时就想着如果能把剩下要交的农业税都免了，“那日子就更好过喽！”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随后，财政部、原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沿海及其他有条件的地区也可视财力状况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截至2005年底，有28个省份全部免征了农业税，牧业税全面取消。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由取到予，农民得到实惠

“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2006年1月1日那天晚上，听说国家取消农业税，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王凤楼镇水务村农民杨春岭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种地纳粮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近年来国家对咱农民格外照顾，就连农业税都不交了，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大街小巷到处洋溢着浓浓的喜悦气氛，大家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翻看旧时的日记本，今年50岁的杨春岭感慨万千，“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几宿都没有睡好。”

农业税的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好处——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左右。同时，财政安排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完善。

负担减轻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调动。回家乡、买良种、置农机……田间地头忙碌的身影多了，农村的人气旺了。

在外务工的吕玉太风风火火返回老家河南省南阳市青华镇后所村。“取消农业税那年秋天，我回村包了250亩地，净赚7万多块钱。”

深化改革，强农惠农富农

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并非农村改革的尾声，而是新的开始。

2006年，为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党中央作出了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重大决策。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及办公室更名为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及办公室，在做好农村税费改革后续工作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不仅种地不交税，农民还过上了国家给补贴的日子！”山东省临沭县曹庄镇朱村的村史馆里，陈列着朱村历年来缴纳“皇粮国税”的记录，距今最久远的税票可追溯到清代。年过七旬的王经臣是村史馆的义务讲解员，望着展柜里的税票，老人百感交集：“现在，种地有补贴，平常看病、孩子上学、个人养老还有国家给保障，这日子真是越来越幸福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农民“多予”的力度，好政策接连落地。农业补贴主要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农机购置补贴重点向粮食作物倾斜，对小麦、稻谷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玉米、大豆实行生产者补贴，对产粮大县实施奖励政策，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粮食支持政策体系。

财政支农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化、道路建设、饮水、能源等逐步纳入了公共财政支持范围。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在财政收支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安排23904亿元，同比增长超4%。多年来，各级财政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优先保障领域。

“三农”发展潜力得到激发，农业生产形势持续向好。农村税费改革后，粮食产量连创历史新高，至2020年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七连丰”！

眼下，春耕的号子响彻大江南北，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在党的“三农”政策支持下，农民种地有甜头，美好生活有奔头！（记者 邱海峰 汪文正）

编 辑： 田　宇

责 编： 张维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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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

取消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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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6年03月6日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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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

　　“十五”（2000－2005）之初，中国开始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取消“三提五统”等税外收费、改革农业税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

　　2000年起从安徽开始，通过逐步扩大试点省份，到2003年在全国全面铺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从2004年开始，改革进入深化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清理化解乡村不良债务；取消牧业税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实行取消农业税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对种粮农户实行直接补贴、对粮食主产区的农户实行良种补贴和对购买大型农机具户的农户给予补贴；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吉林、黑龙江8个省份全部或部分免征了农业税，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区降低农业税税率三个百分点，其他地方降低农业税税率一个百分点。

　　2005年，全国有28个省份全面免征了农业税，河北、山东、云南也按中央要求将农业税税率降到2%以下。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１月１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中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全面取消农业税表明中国在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从2006年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比原定用五年时间取消农业税的时间表，整整提前了三年。2001至2004年，全国共减免农业税234亿元，免征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68亿元，核定农业税灾歉减免16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负担了85亿元，各级农业税征收机关共落实社会减免50亿元，落实种粮大户等其他减免9亿元。2005年全国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220亿元。

　　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了农业税条例，并实施至今。这一古老的税种，已延续了2600年的历史。

　　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改革，以扩大纳税面，让有地产、有钱财的人多纳税，但由于吏治腐败，负担最终转嫁到农民头上。即使是屡被提起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是短暂的轻徭薄赋，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未能跳出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

　　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农民用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小推车，“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几十年来，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据统计，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农业税也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柱。

　　转折始自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左右，到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

　　2005年岁末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

　　这是中国农业发展与世界惯例接轨的标志性事件。从国际上看，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一例外地要对农业实行零税制，并给予相当的财政补贴。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取消农业税，采取“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无疑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适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势。

　　这是中国农民命运开始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废止农业税条例，标志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开启了一个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阶段。

　　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农业税条例，只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落实“以工促农”，主要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补贴方式、农民职业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入。至于构建“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一是加快城市化进程，让更多农民转变为市民；二是加快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三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废除农业税条例，虽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毕竟已经迈出了这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关键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但毕竟已经开始破题，并向“深水区”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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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6月2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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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是如何取消的

《

文摘报

》（

2021年06月29日

 

06

版）

    皇粮国税自古有之。据我国历史记载，两千多年前的夏朝就出现了“贡”，贡就是献生产物给帝王。到了春秋时期的公元前594年，鲁国对私有土地按亩征税的“初税亩”，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农业税。    长期以来，田赋是国家税赋的重要来源。    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曾以征收公粮作为农业税的主要方式。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以户为单位，按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农业收入超过150市斤主粮者累进计征农业税，但最高不得超过其农业收入的80%。    1958年6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农村粮食作物和薯类作物的收入，棉花、麻类、烟叶、油料、糖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园艺作物的收入等，交纳农业税，按全国平均税率15.5%计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过高估计农民富裕程度的倾向，似乎包产到户后农民已经很富了，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于是除了继续征收农业税外，有的地方出现了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各种摊派接踵而来的现象，加重了农民负担。    为此，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决定。    200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在安徽全省和由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少数县(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税费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把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改为农业税及其附加，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分配方法；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    200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农村税费改革是会议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议指出，当前农村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农民负担过重。解决这个问题，根本要靠发展经济，同时必须进行税费改革，理顺农村分配关系，规范分配行为，把农民负担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会议决定，2001年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这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个逐步取消”。“三个取消”，指取消生猪屠宰税、取消乡镇统筹款、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和收费。“两个调整”，即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调整后的农业税以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为计税面积，以1998年前5年的粮食单产为计税产量，以7%为地区差别比例税率上限，以国家粮食收购保护价为计税价格，确定每个农户的应征税额。同时以农业税额的20%为上限征收农业税附加，替代原有的村提留。    农业特产税调整征收办法后，只在生产环节比照农业税略高的税率征收一道税，同时明确，在农业税计税面积上种植农林特产，不许与农业税重复征收。“一个逐步取消”，即逐步取消原统一规定的农村劳动力积累工和义务工。    2002年4月，国务院决定按照“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步实施”的原则，进一步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试点扩大到全国20个省份，试点地区农业人口达6.2亿人，约占全国农业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经过一年的努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初步遏制了农村乱集资、乱收费和各种摊派。    2003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税费改革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能休养生息，并为农业和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农业税在国家的税赋收入中比重不断下降，甚至征税成本还高于征税收入，而农村的许多乱收费又常常与农业税的征收以搭便车的方式强加于农民。为此，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始尝试减征或免征农业税，并通过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解决县乡(镇)两级政府的财政困难。    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要求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并且明确提出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税率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由自己消化，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解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    2004年，全国农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仅为1%，在国家税收的比重已经很小。随着减免农业税进程的加快，2005年全国剩下的农业税及附加约15亿元，取消农业税对财政减收几乎没有多大影响。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从此，我国9亿农民依法彻底告别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    （连载三十八）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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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影寻声70画】告别农业税-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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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影寻声70画】告别农业税

2019-11-29 17:26:41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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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影寻声70画”系列网评之五十七：

　　种地免赋是全国所有农民的千年梦想。

　　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据统计，从1949年至2000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逐步突出，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在安徽全省进行了改革试点，正式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这一改革，使农民除了交纳7％的农业税和1.4％的农业税附加之外，不再承担其他任何收费。从2004年开始，中央明确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国务院开始在全国降低农业税税率，还选择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试点，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

　　2005年12月29日，中央宣布取消农业税，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就此终结。农业税的取消，开启了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中央连年以“三农”为主题发布一号文件，一系列惠农政策陆续出台，给农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

出品人：田舒斌

总策划：郭奔胜　周红军

总监制：肖阳　王江

策　划：安传香　李洁琼

监　制：李霞　刘馨蔚

文　案：董璐

制　作：顾杰

新华网评论室　云南频道　联合出品

点击图片进入专题页面

　　延伸阅读：

　　系列之一：定了！这些“国”字头的标识

　　系列之二：老字号里的迷人味道

　　系列之三：白洋淀湖畔的故事

　　系列之四：上海浦东新区的巨变

　　系列之五：一座桥，一座城

　　系列之六：红船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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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之三十九：现在开始做……

　　系列之四十：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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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影寻声70画】告别农业税-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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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田赋鼎见证全面取消农业税--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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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田赋鼎见证全面取消农业税

2021年04月09日10:20 |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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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告别田赋鼎见证全面取消农业税

“告别田赋鼎见证免征农业税，恩惠鼎记录党的一系列惠农好政策，告别贫困鼎纪念灵寿县脱贫出列，感恩鼎则铭记‘减税降费’。”4月5日，46岁的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村民王英洁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一一介绍陈列在灵寿县青铜文化博物馆内一字排开、气势恢弘的四尊铜鼎。

“鼎代表着权威，也是一种文化，我们想通过铸鼎刻铭，把这些国家大事告诉子孙后代。”自2006年开始，王英洁在父亲王三妮的带领下，两代农民匠人先后四次铸鼎刻铭。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革。”谈及这对农民父子2006年所铸的告别田赋鼎，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王艳芳认为，农业税废除无疑是我国农村具有标志意义的一次重大改革。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三处处长阎丽则指出，最终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土地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中国第三次农业制度的重大变革。

2009年5月，王三妮已将告别田赋鼎原件捐赠给中国农业博物馆。如今这尊见证了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走进“历史博物馆”的青铜鼎，也走进了博物馆，向观众讲述着它背后的故事。

新中国第三次重大农业制度变革

如今，灵寿青铜制作工艺已被河北省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三妮名列省级非遗传承人，作为家族第五代匠人的王英洁也成为市级非遗传承人。1999年，王三妮创办了灵寿县中山青铜工艺品厂。

王英洁回忆，自己小时候，父亲在田间劳作之余，就为十里八乡的村民加工铜勺、铜烟袋锅等。作为世代务农的农民，14亩承包田曾是王三妮一家主要收入来源。记忆最深的是“排着长队交公粮”的情景。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王艳芳介绍，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农业税条例。

农业税条例实施以来，对于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家掌握必要的粮源、保证基层政权运转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负担。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逐步突出，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从1990年起，党中央开始抓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决策，并率先在安徽全省和包括河北在内的一些省份的部分县市开展试点。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

在阎丽看来，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农村税费改革圆满完成阶段性历史任务。有统计显示，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免税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又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正是在得知之一消息后，王三妮有了铸造“告别田赋鼎”的计划。历时近一年，这个直径82厘米、高99厘米，重达252公斤的双耳三足青铜鼎最终完成。

“铸鼎花费近8万元。”王英洁回忆，2006年红铜的价格格外高，为此父亲动员全家拿出打算买车的积蓄。为此他们家的买车计划又往后拖了两年。“后来买的那辆‘雪铁龙’花了7万多元。”

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推敲，时年59岁的王三妮在铭文中这样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时代的到来

王三妮和王英洁父子俩曾经算过一笔账：作为曾经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05年灵寿县一步到位全部免除了农业税，全家7口人按每人76元的标准缴纳的最后一笔农业税共计532元。2006年，全国农业税全面取消后，14亩耕地享受国家粮食直补216元。

“这两项相加就是748元。” 王英洁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强调：青廉村当时人均年收入也不过800多元。

王艳芳注意到，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强调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2004年9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具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同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了部署。

此后，新农合、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农资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接连出台。

对这样的变化，王三妮一家的感受真切而具体。王三妮的老伴患肾结石做肾切除手术，通过新农合得到了补贴；王英洁的儿子上小学，赶上国家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

2007年，王三妮、王英洁这两位农民匠人再次铸鼎。在这尊恩惠鼎上，父子二人用铭文一一记录下这些惠农政策：“国家给农民施行合作医疗，农民看病住院，按规定治疗，国家补贴药费50%；国家对农村孤寡老人施行五保和低保，我村2007年有28人入了五保，有22人入了低保；国家施行九年义务教育，农民子女上学免费，我村共有学生270名……”

“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农业税，也标志着我国‘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时代的到来。”阎丽认为，王三妮、王英洁父子用质朴语言创作的铭文是这一历史转折的鲜活注脚。（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江涛）

(责编：吴兆飞、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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